明1958年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定陵出土通长11.2厘米，最宽处5.3厘米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簪运用镶嵌、花丝等复杂工艺，将簪头装饰得极为华丽。簪头的中间镶嵌一尊白玉佛像，佛像面部清秀、五官清晰，呈站姿，身着宽袍长衣，衣纹分明，左臂弯曲挎雕斜方格纹的包袱一件。佛像头戴鎏金宝冠，冠顶有一尊鎏金坐佛，宝冠两侧有宝缯飘逸。佛像周围则是椭圆形银质花丝工艺的佛光背托，两侧有银质花丝工艺的梵文，玉佛脚踩仰覆莲花座，莲花座下的底托上镶嵌红宝石3块、蓝宝石2块，这些宝石也应是当年海外诸国送来的贡品。

这件簪子上用了大量的花丝工艺，花丝是以金、银做原料，拔成细丝，编结成型。若把各种珍珠宝石装饰在花丝织品上，则是花丝镶嵌，往往还有“点翠”，我馆藏有一件定陵出土的凤冠就是这几种工艺的运用。在定陵出土了大量的簪饰品，这种银鎏金、红蓝宝石镶嵌的工艺风格应该在明代万历年间风靡一时。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灰白色，玉质中等，雕一菩萨坐像。背面嵌金质花托，金工甚佳，以连珠纹勾勒花托轮廓，并延伸至坐像前方，形成金质宝相花。而考古出土者如上海市陆氏墓出土玉菩萨，尚不及此件典雅。

1987年,对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的白衣寺多子塔进行维修时,于塔刹内发现一批珍贵的文物,有佛像、忏法卷、头饰、瓷器、裹经包袱等。其中,两件观音造像簪工艺复杂精美,簪挺上錾刻有明确纪年“崇祯伍年”（1632）铭文以及肃藩王妃的姓和身份,明确了多子塔是肃藩王家族为祈子而建,极为重要。

一两件发簪的定名及其功能

两件发簪出土后,一件被定名为“玉雕抱子观音簪”,一件被定名为“玉雕观音簪”,从其定名看,只反映出了物品的一般通称,表明了其实际功用,但制造工艺及观音造像的名号则是不明确的。1996年6月,国家文物鉴定专家组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定名为“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及“金累丝嵌宝石白玉观音簪”。这次的定名基本上反映了这两件文物的质地、制造工艺、观音造像的名号及其通称,达到了定名的规范。然而该定名仍有不足之处。“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的定名无疑是准确的,送子观音的最大特征就是:观音本身形象一如中年妇女,手中抱小儿。此造像具有这两个特征,因此毫无疑问为送子观音。但另一件簪的观音名号仍未定出,有将其名号定出来的必要。此件观音造像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观音为民间妇女形象,右手提一篮,通观造像本身气质轻灵,尤其是手提之篮应为鱼篮观音的标志,与三十三身观音中的鱼篮观音形象符合,应为鱼篮观音。因此这两件簪的名称应为“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鱼篮观音簪”。

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

簪首造像为送子观音坐像,白玉质,观音梳高发髻,面相长圆,小眼,长直鼻,小嘴,丰颊,身披长衣,宽袖及膝,体形较丰,双手托一小儿,小儿呈坐姿,身形极小,眉目清晰可见,双足赤裸,颇显稚嫩之气,与主体观音沉静慈穆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观音坐像下为细金丝编就的仰莲座,以三层仰莲瓣成形,莲瓣细瘦,时代特点明显。造像周围为把莲题材,均以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结成莲瓣,然后焊接成形。把莲为一莲叶、一莲花、一莲蓬组合而成,共为五把,繁密地覆于观音造像的周围。莲叶细长,向侧展卷,有缠枝意味,莲花瓣细长平展,花的轮廓有波状变化,莲蕊镶以珍珠和红宝石,珍珠光泽明润柔和,宝石纯净色红,莲蓬形如如意,面上有四个小圆孔,并施以蓝色珐琅彩。造像背后衬以细金丝编成的回纹的网。网后连接银质簪挺,簪挺扁平状,中间起脊,正面錾刻铭文:“肃王妃熊氏施,伴读姚进兼装。”背面錾刻铭文:“崇祯伍年捌月初十日。”

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鱼篮观音簪:

簪首造像为鱼篮观音立像,白玉质,发髻高耸,面相长圆,双眼细小,长鼻小嘴,身着交领宽袖长衣,衣摆曳地,肩有飘起的披巾,披巾经臂而下并向外翻飞,右手提一篮,身形较前述观音纤薄。身后为有细密透雕镂孔的叶形白玉质背屏,边缘镂雕缠枝花卉纹。以简单的阴刻线条表现出造像面部和衣纹。下有束腰仰覆莲座,莲座系用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织成的莲瓣焊接而成,上有两层仰莲瓣,下有一层覆莲瓣,束腰部饰以联珠纹。观音像周围仍为细金丝编就的把莲题材,亦共五把莲。其把莲为一莲花,一莲叶的组合。莲蕊镶红色宝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五把莲的莲花与莲叶之间,均匀地镶有用细金丝制成的短细弹簧,共四支,每支弹簧的另一端镶有一粒珍珠,珍珠动辄轻颤,极富美感。背屏后亦用细金丝编成回纹的网,以托住玉质造像。

两件发簪以明代发达的金嵌珠玉工艺制成,其用材主要有金、玉、银、珍珠、红宝石等。造像均为质地上乘的白玉,边饰则用了大量的细金丝,并使用了宝石和珍珠。从制造工艺上看,观音造像以切割、雕刻、琢磨、抛光成形,装饰部分则主要使用累丝工艺,即用极细的金丝编成把莲题材,镶以珍珠、宝石,还使用了锤揲、焊接、镶嵌、施珐琅彩等技术,尽显其华贵富丽。完美再现了明代发达的细金工之高超技术。

通过比较,还可以看到这两件簪在制作工艺、边饰题材组合、造型上存在一些差异。造像主体的制作工艺最大的不同在于送子观音像未使用镂雕技术,以浮雕为主,强调主体的轮廓,突出肃穆与厚重的造像气质;鱼篮观音像除身体外,附属物如背屏、披巾等均用镂雕表现,突出活泼与轻灵,又使用细弹簧镶以珍珠,颇有溅珠的效果,更具美感。在题材上,同为装饰于玉雕像周围的把莲题材组合不同,送子观音像的把莲为一莲花、一莲叶、一莲蓬,莲蓬上施蓝色珐琅彩,莲花瓣细长平展,边缘轮廓线有波折变化,莲蕊镶珍珠和红宝石;而鱼篮观音像的把莲组合中则无莲蓬,莲花瓣尖圆挺立,边缘轮廓线流畅,花蕊均镶红宝石,无珍珠。莲座造型亦不同,送子观音像下部为三层仰莲座,逐层伸展,鱼篮观音则为束腰仰覆莲座,上部为二层逐层伸展的仰莲瓣,下部为一层覆莲瓣,中间为联珠纹。之所以有这些差异存在,当与这两身观音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意义有关。

这两件簪其实际功用无疑是簪发,然而作为施入塔内之物,则为专用供施物。明代金嵌珠宝技术最为发达,大量使用在礼仪冠服首饰上。发簪的制作尤其是簪首的变化极多,不仅制成各种花形,有的呈龙凤形,还有的做成微型的树木山、亭台楼阁和各种人物形象等等,这类簪其功能大大超出了簪发的作用,往往是作为社会宗教礼仪专用品来和使用制作的。自衣寺多子塔出土的这两件簪,应为供施之用。从其本身出自于塔刹之上就能说明其功用,同时,簪挺铭文也明确题刻了其功用:“明肃藩王妃熊氏施,崇祯五年八月初十日,伴读姚进兼装。”明确表明这是肃藩王妃熊氏作功德施于塔内之物,是特意为敬佛所造之物,同时又表明了供施者的身份。因此这两件簪是为供养所制的专用供施物而非实用簪。虽然具有实际的簪发功能,然而在这里它的实际功能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二两件观音造像簪的祈子内涵

多子塔,位于白衣寺内,系明代所建。据清咸丰年间《补修白衣寺塔记》碑文记载:“白衣寺为前明肃藩王妃之功德。”寺院大殿后有多子塔,从簪挺铭文得知此塔于明崇祯五年重修。“多子”之塔名已将建造此塔的目的直接反映出来。塔之须弥座的四面均为砖雕传统吉祥图案,以把莲纹、暗八仙、吉祥动物为主。在塔座上下缘雕有半露满子的石榴、垂累的葡萄枝等图案。把莲、石榴、葡萄等这些题材均象征着多子,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 即白衣寺多子塔是为明肃王家族祈子而建,而施入塔内之物自然是为祈子而施。

造像本身无论是观音还是用来装饰的题材以表达祈子的内容为主。送子观音:头戴巾,双手托着小儿,坐于仰覆莲座上,面形长圆,神情肃穆,颈较短,头略向下垂,完全是一位具有很强的母性特征的民间中年妇女模样。更体现出母性的特点,这也与祈子观念相符合。此簪首为送子观音即直接表达了祈子的愿意。 再看鱼篮观音:

鱼篮观音,即马郎妇观音也。为三十三观音之一,手持鱼篮因有此名,又有水上乘大鱼之形象。宋濂鱼篮音观赞序曰:“予按观音感应传,唐元和十二年,陕右金沙滩上,有一美艳女子,契篮鬻鱼。人竟欲室之。女曰,妾能受经。一夕能诵普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辞曰,一身岂堪配众夫耶。请易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其半。女又辞请易法华经,期以三日,唯马氏子能。女令具礼成婚。入门,女即死。死即糜烂立尽。遽瘗之。他日有僧同马氏子启冢观之,唯黄金锁子骨焉。僧曰此观音示现,以化汝耳。言讫飞而去。自是陕西多诵经者。”

鱼篮观音是最具中国民间特色的观音形象,和佛典无关,其固定的形象多为一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手提一鱼篮,或站于路边,或立于鱼背之上,如元代赵孟頫作《鱼篮观音大士像》就是绘一中年妇女手提一篮立于路边,气质华贵。鱼篮观音总是与劝人敬佛相联系的,篮中之鱼是观音化为民间妇人劝化的道具,通过卖鱼与民众接触,进而劝化愚顽。鱼篮观音造像出现在以祈子为主的多子塔上,结合白衣寺多子塔的建造目的,应该还是与祈子有某种关联的。簪上的观音系一妇女形象,着宽袖长衣,肩部披巾飘扬,手提一篮,并无与祈子有关的特征,然而此像与子嗣有关联的东西有二,一是鱼篮,二是把莲,关于把莲放在后面叙述。此篮中虽无鱼的实体形象,因观音手中的篮是鱼的辅助物,因此这里是以篮寓鱼的。存在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的鱼是多子多孙的象征。我国古代多以鱼象征富贵,取其谐音连年有余,同时鱼也有多子含义。如在民间艺术作品中,表达祈子多福多用鱼的形象,“鱼戏莲”、“鱼唆莲”这样的题材是常见的。尽管鱼篮观音手中的鱼原本是劝化不敬三宝者的道具,但在这里,并不单纯只表现了观音变化成民间卖鱼女的形象以教化愚顽,还兼有祈子之意义。

从装饰题材上看,与祈子有关的,是装饰于两身观音像周围的五把莲。把莲题材在明清之际大量流行,出现在很多物品的装饰上,可作为装饰主题,也可作为边饰,常见组合为莲花、莲蓬、莲叶,常常表现为一束,在其茎部以锦带束之,成为固定的具有吉祥意义的传统图案,寓含连生贵子之意。两件簪上都使用了把莲作为装饰,与祈子的愿望是相符合的。在这时要指出的是送子观音的五把莲上有莲蓬,而鱼篮观音的五把莲只强调了莲花与莲叶,莲蓬不见,这与明代崇祯时期把莲纹的变化是一致的,把莲组合中无莲蓬只有明崇祯时期才有这种现象,前代和后代均不见。如崇祯时期很多瓷器上的把莲纹趣向草率,只有简单的一莲一叶,甚至连束莲之带亦被省略,有的还省去了莲蓬。因此把莲题材与主像结合的意义就在于祈子。

在两件簪的装饰上,除了寓意连生贵子的把莲题材外,还有造像背后用细金丝编成的网,回纹连续不断,“由于回纹形状绵延,故而被民间称为‘富贵不断头’,被作为象征神、禄、寿、世代、国运等深远、绵长的吉祥物”。在把莲莲叶的处理上也多具缠枝意味,以寓生生不息,绵长不绝之意。

从以上所述,两件发簪簪首的造像与装饰题材都反映了一个主题即祈子,均表达出施入者祈子的意愿。而祈子的最终目的与明代肃王家族的生存有关。

三肃藩王家族王位的承袭与祈子

终明一代,肃藩王家族的子嗣不旺,影响了王位的世代承袭。明初实行封藩制度,成为被明王朝历代帝王遵从不变的祖训。肃王愥是明太祖的第十四子,于洪武十一年封汉王,二十五年改封肃王,二十六年驻平凉,二十八年驻甘州,建文元年内徙,就藩兰州。从第一代朱英至末代识宏共九代王,识宏于万历四十六年嗣,“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破兰州,被执,宗人皆死”。这九代肃藩王的承袭过程中,因无嫡长子嗣承王位的事发生了三次,两次由孙及次孙继承王位,一次因无继承者而发生了继位之议,不得不越礼以六代藩王的从父缙□贵嗣肃王。

（前略）子简王禄埤嗣,成化十五年薨。子恭王贡鲸嗣,嘉靖十五年薨。世子真淤、长孙弼桓皆早卒,次孙定王弼桄嗣,四十一年薨。子缙炯先卒,孙怀王绅堵嗣,逾二年薨。无子,靖王第四子弼柿子辅国将军缙□贵,以属近宜嗣。礼官言,缙□贵,怀王从父,不宜袭。诏以本职理府事,上册宝,罢诸官属。穆宗即位,定王妃吴氏及延长王真浼等先后上言:“圣祖刈群雄,定天下,报功之典有隆无替。臣祖庄王受封边境,操练征戍,屏卫天家。不幸大宗中绝,反拘于昭穆之次,不及勋武继绝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籓卫也。”下部议,议以郡王理籓政。帝不许。隆庆五年,特命缙□贵嗣肃王,设官属之半。

又,明洪武二十八年定制:

亲王嫡长子,年十岁,授金册宝,立为王世子。次嫡及庶子皆封为郡王。凡王世子必以嫡长,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子,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袭封。

这个定制是很严格的了,尤其对负有“受封边境,操练征戍,屏卫天家”重任的肃王家族来说是更为重要,关系到这个家族的绵延和王位的承袭。明代肃藩王家族首先是家族生存,子嗣不继也就意味着王位不保。只要有子嗣,其王位就无忧。肃王家族比起其他的明代藩王家族来说没有大的作为,这也与后代不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重视家族绵延,自然就会有祈子的行动,多子塔就是为祈子而建。这样的行为是希望通过做功德得到神的护佑,实现家族子孙兴旺,王权永继的意愿。

综上所述,建塔供施之目的就是为了多子多孙,企望肃藩王嗣永继。在多子塔覆钵的南面开屋形龛,龛两侧有一副对联:“玉柱玲珑通帝座,金城保障永皇图。”更明白地表明了祈子关系明朝皇权永固,宗教信仰的功利性是很强的。

金银器在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金银是贵重金属，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易锤打成形，又有亮丽的天然色泽，且不易氧化变色，是制作工艺品的良好材料。自从人类发现、认识了金银之后，就将其加工成为各种金银制品。金银制品在商代即已出现，春秋战国时代已有金银镶嵌工艺。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至唐代才开始有较多发现。

元明清时代

金银器

元明清时期，我国各种传统手工业生产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民间藏友若有不错的藏品可交流,现有 北京翰海 北京保利? 春拍藏品甄选13167727768 以诚相待，方可合作官僚贵族、地主和商人已经广泛使用金银器及珠宝镶嵌工艺品。元代金银器以玲珑俊俏的镂雕花纹为主，显示出了精湛的装饰技巧。江苏无锡南郊钱裕墓出土的一批金银器中的鎏金花瓣式银托、盏最具特色。此器用银片分别锤成花形盏及托盘，花瓣之上阴刻折枝花卉纹饰，器表鎏金，为元代银器中的精品。 明代金银器的生产工艺更加精湛，珍品多出在帝王陵墓之中。北京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金丝冠和万历孝靖皇后的镶珠宝点翠凤金冠，是明代金银工艺的典范。皇帝金冠全部用金丝编结而成，冠顶錾两条金龙戏珠，形象生动，龙身以粗金丝为骨，采用掐丝、浮雕等工艺焊接成漏孔鳞纹状，此冠是一件编织与錾花工艺相结合的精品。皇后金冠则应用了极其复杂的掐丝镶嵌珠宝点翠工艺，镶嵌5000多颗珍珠、100多块宝石，用以装饰九龙四凤，宝石璀璨夺目，龙飞凤舞，制作精细，工艺高超，为明代金银器中的稀世之宝。

清代金银器工艺空前发展，皇家使用金银器更是遍及典章、祭祀、冠服、生活、鞍具、陈设和佛事等各个方面。精品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有一件银丝花瓶，通体做成菊瓣形，先以银丝分瓣制，再经焊合而成，细颈，圈足，工艺精细，华丽、庄重且玲珑剔透，集中反映了清宫廷金银工艺的成就。乾隆时期的金银器，其制作工艺有范铸、锤、焊接、点翠等，并综合了突起、陷起、阴浅、阳浅、镂空等各种手法，还出现了在金银器上点烧透明珐琅、以金丝填烧珐琅的新工艺。如银鎏金嵌珐琅砚盒，砚质为银，盖面錾缠枝花卉，中间嵌一银片，以烧兰珐琅做出云龙戏珠纹饰，整个砚盒富丽堂皇，代表了乾隆时期金银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特征介绍

金银器

春秋战国金银器——清新活泼

金银器形制种类增多，出现了金银器皿。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风格迥异。北方出土的金银器及其金细工艺发达。南方地区金银器则多为器皿，制法大多来自青铜工艺。

秦汉金银器——富丽繁荣

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抛光等工艺技术。汉朝金银器从为饰品，器形简洁，多为素面。金细工艺逐渐发展成熟，金银的形制、纹饰、色彩更加精巧玲珑，富丽多姿。

魏晋南北朝金银器——异域风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

隋唐金银器——富丽堂皇、五彩斑斓

中国古代金银器皿自唐代起日渐兴盛。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会使人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昌盛。唐代金银器可分为食器、饮器、容器、日用杂器、装饰品及宗教用器。

宋元金银器——清新素雅

宋代金银器轻薄精巧、典雅秀美，民族风格完美。造型上极为讲究，花式繁多，以清素典雅为特色。元代金银器与宋代相似，除日用器皿和饰品外，陈设品增多。从造型纹饰看十分讲究，素面较多。然而，元代某些金银器亦表现出纹饰华丽繁复的趋向。

明清金银器——华丽浓艳

明清金银器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浓厚。器形的雍容华贵，宝石镶嵌和龙凤图案的色彩斑斓，象征着高贵与权势。明代金银器生动古朴，纹饰结构趋向繁密。清代金银器既有传统风格，也有其他艺术的影响。清代金银器可用精、细二字概括。复合工艺发达，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宝石等结合，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鉴赏

金嵌宝石藏经盒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金嵌宝石藏经盒 金嵌宝石藏经盒，清乾隆，高7厘米，长21厘米，宽8厘米。

经盒是用来存放佛经的匣子。此两件经盒以金成造，嵌珍珠、红宝石、青金石等珠石为饰，显示出皇家的富贵之气。经盒盖里彩绘释迦牟尼佛与二弟子图，色泽鲜艳，当是宫中画师所绘。经匣中供满文写经--《大悲正经》，为梵夹装。

折叠金嵌珍珠宝石塔

现藏故宫博物院。

金嵌珍珠宝石塔 金嵌珍珠宝石塔，清，通高129厘米，底边长62厘米。

塔座木质，方形，为金漆莲瓣须弥座，錾刻铃杵纹、宝相花纹，束腰饰狮子纹。三层圆形塔基，錾刻莲瓣纹、梵文，嵌宝石。塔身肩部饰兽面，兽口衔璎珞。塔身正面设龛门，门沿上镶嵌珍珠两周。塔刹十三层，满刻梵文。鼓形华盖，周沿悬垂由1000多颗珊瑚珠、珍珠、青金石组成的璎珞。顶部为红珊瑚和白玉制日、月，宝珠为猫眼石制。[1]

此塔原供奉于重华宫崇敬殿佛堂中，重华宫是清乾隆皇帝做皇子时的居所。塔共用黄金8.5万克，大珍珠293颗，绿松石、红珊瑚、青金石等各种宝玉石500余块。整座塔运用了锤揲、錾刻、镶嵌等多种工艺，细腻精湛，各类宝石点缀其间，更显得其高贵、华丽，是清宫造大型佛塔中的精品。

辨别真假

金银器

金银器的真伪鉴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材料质地的鉴别，二是对其制造年代的鉴别。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手段，对金银器质地的鉴别已能做出比较精确的制定。对金银器材料质地的鉴别，从经验上亦积累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方法。

首先，金的密度大，一般来说对于相同体积的金属物，金制品要重得多，太轻的制品必是伪品；其次，金银的硬度小、质地软、延展性强，若用金属物在金银制品上轻轻划试，一般留下凹痕的为真品，留下划痕的是伪品；再次，金银的化学性质较稳定，特别是金，在空气中不易氧化，而铜铁制品均易氧化生锈。金在酸性溶液中其颜色不变，而铜制品触到硝酸便会失去光泽。如是镀金，表层镀金容易脱落，不仅脱落部分易生锈，即使镀金表面也易被铜覆盖。

当然，古代的金银器出土时，有些表层带有铜锈，特别是银制品。这种情况是由于金银器在出土前接触过其他腐蚀的铜，如与铜器一起随葬，而沾染了铜锈。另一个原因，则是古代大多数银器的质地是含有一定成分的铜合金，当铜氧化腐蚀后，便在银器上形成了铜锈覆盖层。不过这种情况大多可以经过除锈垢处理，以复原器物的本来面目。此外，富有经验的人还可以通过器物的声音、味道以及颜色、手感等，来辨别金银器的真伪。不过，这需要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积累。

此外，与伪造古代的铜、玉等器物不同的是，伪造金银器最常见的是在材料质地上作假，多是以谋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在年代上作伪者尚不多见，这也造成对金银器年代的鉴定工作，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经验上都显得不足，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和经验总结。

特征与断代

金银器由于材料贵重和其繁杂的制作工艺，一般不会如青铜器、玉器、瓷器一样容易为作伪者所重视，在古玩市场上很少见古代金银器的伪造、仿造器，即使有也可通过以下各种方法较容易地将其辨别出来。

1、先从材质上鉴别，一般说来唐代金器以金、银或金、铜合金为多见，其含金量占80%左右，铜或银为20%，相当于现在的18K金，软硬适中，色泽光亮、耀眼，更适于加工、錾刻。辽代的金器，含金量较高，一般达到90%以上，甚至用赤金制作。

2、造型，依据造型判断年代主要应注意两点：第一，各类器物在各个时代的总体特征，如商至汉早期金银制品只有金片饰金叶、臂钏、面罩及金笄等，此期无器皿，而造杯、碗、盘、壶是在唐代开始出现的，尤其要注意的是只为某个时代所特有的造型或品种如宋代的蕉叶形碗、辽代的鸡冠壶等;第二，各种造型出现至消失的时间，即器物存在的时空范围，比如圆盘，在唐、宋、元时期都比较常见，但桃形和双桃形的盒器则仅见于唐代，而八曲长杯主要流行于魏晋时期至唐，以后则很少见。

3、纹饰，依据纹饰判断年代，主要掌握三点：第一，各时代或地区所特有的某种纹饰，如摩竭纹只见于唐代与辽代，其他时代均不见;第二，同一纹饰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如唐代的龙，一般以单个出现，为三爪形象，较为朴实，而明代的龙多成对出现，为山龙赶珠，极富神异凶悍的神采。又如唐代的凤，有的像长尾鸟，有的像孔雀，与飞禽悬殊不大，明代的凤则身体卷曲，形象凶狠;第三，参考同时期其他材质器物上的纹饰，由于受特定时代风格的氛围限制，在纹饰上往往表现出相似或相同的特点，如战国时期的金盏，其上的蟠螭纹、云雷纹大量出现在同时期的青铜器及漆器上。

4、工艺，中国古代金银工艺，从商周至明清，每个时代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并由此形成各时代的工艺特点，两汉以前早期工艺因受青铜工艺的影响，主要采用范铸工艺，两汉时期除范铸工艺外，还从西方传入了金丝抽拔及炸珠焊接等技术，魏晋至唐代青铜工艺的影响已基本消除，器物的装饰及成型主要采用捶揲和錾刻工艺，宋、元时期流行夹层技法，自秦汉以来习见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技法几乎不见，而花丝、镶嵌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点烧透明珐琅工艺只有清代才有。

5、铭文，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金银器物，由于有明确的墓葬年代、地层关系以及其他伴出物，其时代或时期的判断相对比较容易。而对那些非正规考古发掘发现的金银器的时代，则只能通过铭言语、造型、纹饰、制造技术等方面的综合分析进行间接的推断(伪器不在此例中)。

铭文是断代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看，唐代中期以前金银器上的铭文很少见。唐代中期以后，有铭文的金银器显著增多。借助铭文，不但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器物的时代，而且还可以了解器物的名称、用途、制作机构等相关信息。

收藏及市场前景分析

所谓金银器，是以贵重稀有金属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而成的器皿、饰件等，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以黄金白银作为财富的象征。正因为其稀缺性历来被皇家贵族统治阶层所垄断，金银制器不仅具有其本身的经济价值，更蕴含艺术上的审美价值，因而它不仅象征财富，更被用来作为身份、地位、权利的等级标志，宜属于贵族化的收藏，因此收藏、鉴赏金银器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不断升温，国际金银价格不断飙升，使古代金银器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但与青铜器、古瓷器、古书画、古钱币等相比，金银器的价格仍处于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尤其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银器，收藏门槛较低，做工考究的银熏炉、银手镯、长命锁等器物在2000元至5000元之间，至于做工一般的银鎏金花簪仅200元左右，银耳坠的价格不过150元。当然与银器相比，金器的价格就要高许多。几年前，在海外的拍卖市场上，就拍出了许多高价位的古代金质器皿。

一件唐代莲瓣纹双狮金花碗估价80万元人民币，2010年被上海一家拍卖公司以245万元拍出;一件唐代精美绝伦的银鎏金花骑射纹花口瓶在广州被拍出了478.5万元;一件唐代银鎏金花四天王四灵四龙方瓶拍出了550万元的高价;另一件唐代金凤纹皮囊壶在北京拍出了88万元人民币。在国际拍卖场上，2007年香港苏富比(微博)推出的一件清雍正朝金铸开光式折枝花卉纹盖壶，以529.75万港元成交。

另一枚北宋淳化元宝“供养”金币，9年前在北京拍卖市场估价仅3万元，而2009年春拍仍是同一拍卖公司则拍出了30.24万元，足见藏家对此类器物的热烈追捧及潜在的升值空间和巨大的增值幅度。从上述的数字不难看出，金银器的价值高低关键在四点：其一、工艺的复杂性及精美程度。其二、宫廷御用器价值高于普通实用器。其三、器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及文化信息及内涵。其四、重量及成色也决定着一件器物的价值高低(尤其是金器)。

据资料分析统计，目前国内市场的古代金银器大部分价格还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上，而其他门类像瓷器、书画价格涨幅要高出近10倍，象牙、犀角雕件价格一路上扬，暴涨了几十倍至上百倍。

另外，当前古玩艺术品市场上也充斥着不少古代金银器的仿制品(大部分材料都不是贵重金属)以假乱真，上当受骗者不在少数，因此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古代金银器价格的提升，同时从人们的传统观念来说，它的价格不一定会随着黄金市场的价格指数波动。

因此我们说目前正处在盛世收藏及黄金市场的一个拐点，投资古代金银器当为明智之举。正应时宜，仍可以说是风险较小，将来的升值空间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