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史前绘画的主要表现形式

主要表现形式有：

1.彩陶：例如：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还有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盆》；庙底沟类型的彩陶《鹳鸟石斧图》，该图以写实手法所描绘的鸟、鱼及斧据说代表了鹳氏族兼并鱼氏族的历史事件。此外，在青海大通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描绘了氏族成员欢快起舞的景象。

2.岩画：如：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广西花山岩画。

3.地画：河南偃师二里头的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地画，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2简述三代青铜工艺的一般特征及其时代审美差异

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礼记》：“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

三代青铜器的纹饰，有两个过程的演变。首先是商与周交接时期，纹饰特点是聚纹章法。特征是每组图案都有一个中心点，图案围绕着中心点展开。大多采用对称方式。

其次，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纹饰特点为纹章法。图案多为带行状，即围绕器物作图案装饰。图案流畅粗放，间或在非主要部位装饰饕餮纹。

同时，青铜器还有明显的纹样特征，主要有：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造型庄重，而且表面大多铸或刻有精美的纹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主要饰兽面纹(饕餮纹)、龙纹 、 夔纹及凤鸟纹等，繁缛神秘。

3列举汉代丝织品的主要纹图案

汉代出土的丝织品按织物组织分有平纹组织的纱、绢、缣、，有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有斜纹组织显花的绮、锦、绒圈锦。它充分体现了汉代丝织技术的高度成就。

图案主要有：

1.宝平纹的纱和 。

2.耳杯形菱纹罗、信期花纹罗（马王堆汉墓出土）大孔眼网纹（河北出土）

3.绮是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品。汉代的绮可分为3类：①经畦纹显花(,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鸟兽纹和树叶纹花绮)②阶梯形纹显花(新疆的罗布淖尔、甘肃居延遗址出土)。③变形斜纹组织显花(马王堆汉墓出土)。

4.锦①两色锦:隐花孔雀纹锦\隐花星形花卉纹锦 (,马王堆汉墓出土)②三色锦: 几何纹锦、绀地绛红鸣鸟锦、香色地红茱萸锦等。绀地绛红锦的(马王堆汉墓出土)③多色锦:凸花锦和绒圈锦(马王堆汉墓出土)。

5.绦是丝带的古称。在战国楚墓中就有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带有缓绦等。

6.纚是指表面呈网状结构的丝织品。透亮网孔（马王堆 3号墓出土）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1677.htm

4汉代美术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哪里方面 并举例分析

汉代美术的起点是战国时代美术的水平；生活作为直接描写的对象，写实的风格开始发展，而这也是古代美术发展的新的起点。艺术的认识生活的作用，在范围上和方法上，都因汉代美术的发展而进入新的阶段

汉代美术的题材分为三类：现实生活、历史的和传说的人物故事、神话及关于自然现象的传说。

表现现实生活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占最大数量。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及陶质明器，表现了战争、宴饮、乐舞、车骑、狩猎、庖厨和一些生产活动（渔猎、牛耕、收获、煮盐、制车、炼铸等）。并创造了各种真实生动的人物及动物艺术形象。这些作品，因题材具有社会性，描写具有真实性，而有重要的现实主义的意义。例如：表现了宴饮与乐舞的场面，同时也详细而具体的表现了庖厨中种种劳动，这就表明了贵族的逸乐与劳动人民的劳动的联系，而且实际上也收到鲜明的对比效果。这种表现，虽不是古代作家的有意的揭露，然而是根据实际存在的现象，表明了历史上存在的事实。

主要题材以历史的或传说的人物故事如：三皇、五帝、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侠客、列女诸故事。

其次是神话及关于自然现象的传说题材，在汉代美术中也是流行的。如东王公和西王母及其侍从、雷公、织女、北斗星等自然神，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青龙（代表东方）、白虎（代表西方）等方位神，象征祥瑞的龙凤及其他珍禽异兽，异域的想象如贯胸国人等，这一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这些认识具有最初的科学知识；而且，作为一种来自现实生活的想象，其成为优美的创造，尤其在于体现了这一时期精神生活的多方面的复杂联系。这些想象中包括了质朴的富有诗意的成分，也包括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汉代美术题材的多方面性，说明汉代美术的百科全书的性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哲学等社会思想意识的内容，美术家都企图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现。相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水平，汉代美术的题材是广泛地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汉代美术在艺术表现上，技法古拙而风格鲜明。

汉代绘画用单线勾勒是主要的表现手段。孝堂山“郭巨祠”画像石和某些空心砖，是最朴质的一种，人物形象只有正面及侧面两种，注重装饰的效果，在写实能力上达到较高的水平的，以望都汉墓壁画及四川的一部分画像石及画像砖为代表。

望都汉墓壁画中半侧面人物的形象，比例适当，身躯动作自然，衣褶的处理和佩剑的安排都能与动作一致，面部神情也有刻划，四川画像石及画像砖更能表现人在运动中，头与身躯不是同一方向的姿势。

但望都、辽阳的墓室壁画和乐浪彩筐的漆画，都说明色彩渲涂的方法在汉代也是很流行的。尤其望都汉墓壁画用深浅墨色染出衣褶的厚度，以及辽阳汉墓壁画中用色彩效果追求对象的体积感，更说明古代绘画技法的多方面的发展。

汉代美术造型能力虽不很高，却能表现丰富的内容。比如：“郭巨祠”画像的写实能力是比较幼稚的，然而若以处理战争场面为例，其中却包含了六十个人物组成首尾完整的情节，而达到了表现的目的。

汉代绘画在表达主题时，善于运用绘画艺术的特长。

武氏祠的“荆轲刺秦王”一图，抓住情节发展的高潮，从而表现了冲突。 “泗水取鼎”一图，表现了事态发展的转折点的瞬间，而且也保持了戏剧性紧张。而 “闵子骞”中非常尖锐地表现了一场戏剧冲突。

在汉代绘画作品中，可见到一些为了表达主题所作的种种努力。利用不断的重复，并在重复中求变化，以便有力地明确地表达主题。如：车骑队仗、宴会、乐舞和庖厨。

汉代绘画在表现动态方面，象山东一部分画像石（如两城山、沂南等），南阳和四川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各种造型因素的方向感和运动感，都获得了造型美术中罕见的成就。

汉代的雕塑作品表现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光停留在冷淡地进行外形的摹拟上。大型石雕：掌握了大面与大块的表现手法，能够充分表现出对象的统一的完整的形态；立雕和浮雕、线雕相结合；并利用石料的天然形态，都是以简洁的方法突出主题为目的，因而也就创造了富有特点的表现手法。

在小件泥塑中的面部，呈现人的善良可爱的神情。泥条捏成的杂技人物，也看出对于动态 结构的熟悉。动物中如马的头部的形态起伏的细致变化，而有一部分动物形象（如辉县出土的狗），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引起后人注重。

http://www.zh5000.com/ZGMS/zgmss/zgmss-0010.htm

5简述中国石窟艺术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石窟艺术是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分布广泛，反映了我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我国主要石窟有甘肃敦煌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乐山大佛等。它们随山雕凿、彩绘，形象生动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我国石窟艺术尽管时间不同、地域不同，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神性与人性的融合

石窟中佛教造像要遵从教义的规范，使形象与人间保持距离，具有一定的神性。诸如"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使人望而起敬，但又不能冷若冰霜，需有人间气息才觉得可亲可信，介于人神之间最有魅力。"神"气太足使人觉得可敬不可亲，难以引起共鸣。"人"间气太浓，又会冲淡佛教的严肃性，使人一望便觉得似曾相识，无遐想的余地。南北朝及唐代大多数成功之作，恰在神与人之间，所以颇具魅力。如龙门奉先寺，凿建于唐高宗时代，是龙门石窟造像中规模最大，整体设计最为严密，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处造像。主尊为坐式，头高4米，

耳长1.9米，波状发髻，面圆润丰满，眉高而长，形如初月，目广长有神，目光凝视前下方，鼻直宽厚与广额通连，口角微含笑意，显示出内心的宁静、胸怀博大而充满自信，给人以慈祥、亲切、崇高、稳重之感。表情含蓄、神秘莫测，似笑非笑，严肃中流露着慈祥，慈祥中又包含着威严，可亲而不可近，有神圣不侵犯的威势。既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又有女性的温柔之美。这是一尊具有佛的神秘性与人世间最高主宰的无尚权威性的集合体，是神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二、 环境与心境的结合

石窟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环境的艺术。环境可为石窟造像提供合适的场所，烘托造像的艺术效果。石窟环境几乎无例外地都选择在远离闹市的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本身就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与佛教绝情洗欲，向往彼岸佛国净土的主张相合拍。如敦煌莫高窟，在茫茫沙漠之中，鸣沙山下一湾溪水环绕，树木繁茂，绿草如茵，沿山开窟造像，佛国净土的幽静美丽，会给千里跋涉越过荒漠前来朝圣的信徒们以强烈的感受，好像他们真的来到另一世界。

石窟位置的选择，也会给礼佛者造成感情震动。如龙门奉先寺、宾阳中洞，凿建在龙门西山南部山腰，朝拜者需要走一段山路，到山下还须沿山坡小路攀登，才能见到造像，路途的艰辛，会加重礼佛者的虔诚，更充分地酝酿感情。想急切朝拜佛像而不能立即见面，经过跋涉攀登，造像突然出现在面前，灵魂一下子就会被征服。

石窟形制与造像的结合，也会造成一种气势，给礼佛者以感染。如云冈18窟，窟室模拟平面椭圆形空窿顶的草庐形式，洞进深很小，立像高十几米，气势雄伟。礼佛者进洞只能仰视，身后无退身余地，这样就造成主尊特别高大，自己特别矮小的效果，佛的威严神秘自然会更加突出。

三、 佛门等级与造像布局

佛国世界等级森严，以佛为中心。佛教义宣传的是众生平等，但在佛教艺术形象的处理上却采取不平等的形式。佛居于中心地位，形体格外高大突出。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等，按等级逐渐低矮，侍立两旁， 如众星托月。

佛，佛陀的略称，按佛教教义为觉，是佛门修行的最高果位，按八十种随形好的规定，佛，人无能见顶，故佛头顶长出一个高高的"内髻"，面带慈祥之气。"刚强之人见则调伏，恐怖者见即安稳"，故佛又有威慑之气。"鼻高圆直而孔不现"，故佛像鼻梁与额直通，显得智慧广大，把仅仅用于呼吸的鼻子与思维部位连在一起，成为智慧的一部分，鼻孔不现，既体现佛教教义，又保持了形体的完美。佛大多为坐式，连底座呈金字塔形。菩提是助佛弘扬佛法的得力助手，其修行程度仅次于佛，其形象在形体上低于佛而高于其他。五官较佛略小，面容较少威严之气而多含微笑，姿态也不像佛那样正襟危坐或傲然挺立，体态动势多婀娜之势，富亲切感。弟子是比菩萨还为低一等的弘扬佛法者，最常见的是迦叶阿难，一老一少。在个头上比菩萨再矮一等，其形象多带人情味。迦叶饱经风霜，皈依佛门，

形象虔诚、朴实、自然；阿难年轻聪敏、英俊，巧于应变。按佛教教义，就佛而受教育者称为弟子，故弟子对佛教已有透彻理解，因此，其形象既带有常人气质又与凡人不同。天王、力士再矮一等，性格多暴怒，精神气质与佛、菩萨、弟子的安静、平稳形成对比，反衬佛的慈祥和伟大。

四、 装彩与眼神

石窟造像最初都是装彩的，花花绿绿，效果强烈。以颜色区别等级，造成不同的感觉。石窟雕像的目光都比较固定，凝视一个方向，这与希腊雕刻目光大都分散游离，避免死盯一处的情况恰成对比。这是由于雕像的用途不同所致。希腊雕刻大多摆在露天公共场所，它要与四面八方来的观众"对话"，故目光不能死盯一处。而石窟雕像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无须与更多的观众"交谈"，其交谈对象就是前来礼佛者，轮流接待。要使对方感到亲切，表示愿意与之交谈，故目光不能分散，要集中在礼佛者下跪的地方，好像他在专心倾听对方的诉说。

五、 象征性与艺术处理

佛教艺术是一种象征艺术。象征当然需要一种可视形象，但其更深层的含意并不能从形象本身直观地看出，而是需要就形象所暗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意义方面去领悟。

佛教形象意在引起崇奉者的崇高感，从而轻视自身，向往佛国世界。崇高是伟大心声的回响，是对被崇拜者的尊敬、迷信。因此，佛教形象与生活原形明显有别，"无能见顶"是象征

6唐朝人物画的艺术特征

一个时期里美术发展的趋向或转变，可以从当时社会意识、文化崇尚乃至经济关系中找出最终的根源。唐王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政权已经稳定，经济富足，贵族中间的享乐主义不断加强。于是，初唐时像阎立本那样以人物画表彰功臣，以绘画为"存乎借鉴"的政治性创作，已不显得多么需要。神圣庄严的释梵天女竟以豪门中姬妾为模特。这表明宗教美术中现实成分的不断增强，以至于将从中分离出来而发展为世俗美术。

吴道子创作的人物很有特色，与东晋顾恺之不同，他改变了以前画风那种粗细一样的"铁线描"，善于有节奏的"兰叶描"。突破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形式，形成独特的风格。吴道子善于把握人物传神生动，注意整体形象的塑造，所画女子壁画十分精彩。他的风格影响到日本、韩国等地。

唐代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才很多。唐代早期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来自西域的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唐代中期的张萱、周和后期的卢楞伽、孙位等，都非常有名。周的传世名作《簪花仕女图》描绘的是唐代贵族妇女悠闲生活的一个片断，画面上共有五个贵妇人和一个挥着宫扇的宫女。这五个贵妇人的面容发式都很相似，她们有的在逗玩着小狗，有的在看手中采来的鲜花，有的在漫步，十分悠闲的样子，这是宫廷生活空虚、寂寞、平静的真实写照。妇女们身上的衣服色彩非常鲜艳华丽，周画得很逼真，连外面穿的很薄的纱衣，都画出了质感。唐代人物画家中比较有成就的人，还有韩，擅长画牛羊，他的作品有：《文苑图》、《田家移居图》、《田家风俗图》等，现存作品《五牛图》，画了五头样子不同的黄牛，有的吃草，有的回头舐舌，有的缓步慢行，笔墨层次丰富，神态生动。 作为人物画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壁画艺术水平也非常高超。人物造型由粗犷转向精细，外型描画准确生动，男子外貌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菩萨像，端庄文静，温柔亲切。这些都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人们重视现世的感受，已超过对佛国天堂的信仰。画师们凭着自己对现实的热枕，创造出一幅幅精美绚丽的图卷，他们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写实技巧，使隋代、唐代宗教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地发挥。

张萱是开元年间的画官，擅长画贵族妇女、婴儿、鞍马。宋代《宣和画谱》记载他的作品就有47件。但作品的真迹并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所能见到的是宋徽宗赵佶的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描绘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随从出游的场面。画中八个骑马女性，布局疏密有致，背景不落墨痕，以人物闲适欢愉的意态和华丽的服饰烘托"春"的感觉。《捣练图》则描绘妇女捣练、络线和缝制等劳动的情景。全画分三组，人物或坐或立，相互顾盼呼应，特别是通过动作细节，传达劳动过程中的生活情趣。

周昉，长安人，主要活动于代宗和德宗时期(763-804)。周出身于贵族，绘画曾受张萱影响。他的肖像画颇能传神。有一次，他和另一位画家韩于同时为郭子仪的女婿赵纵画像，两人画完后，众人连连赞赏，分不出高下。郭子仪的女儿看了，说韩干的画"空得赵郎状貌"，而周则"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性情笑言之状"。可见，周昉是善于抓取对象神态特征的。周的作品"衣裳劲简"，"彩色柔丽"，女性形象"以丰厚为体"。《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都是他的代表性作品。《簪花仕女图》取材宫廷女性生活，后宫嫔妃装饰华丽奢艳，体态丰腴，正从容悠缓地在庭园散步。背景极其简括，画面的意境、情调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象和神态的刻划表现出来的。

7简述五代山水画的艺术特点

五代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影响中国画的部同风格，北方的荆浩以雄强之势影响深远，著有《笔法记》一书。提出“气、韵、思、景、笔、墨六要”，对“六法”有所发展，关仝是荆浩的继承人，以江南平淡水墨风格影响久远。巨然继承了董源的衣钵。他们一直影响到后来各各时代，以至发展成南北宗说。

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大发展到了日趋成熟，这个时期的山水画，风格纷呈，画家众多，能反映出五代杰出的山水画水准的有荆浩、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画家。

特别是荆浩的《匡庐图》的出现，在山水画发展技法上，突破了隋唐之后山水画大多数局限于勾填和有勾无皴的画法，打开了注重皴法的水墨山水画的法门，这是中国山水画自形成以来第一次重大的变革和创新。后来经过董源和巨然等的努力，使皴法更加丰富多样和成熟，从而确立了中国式山水画的独特的表现方法。

以荆浩、关同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

总之，北方山水画派的几位画家是各有特点；关同的“峭拔”、李成的“旷远”范宽的“雄杰”、历来被称为“三家山水”，他们都因为各具个性而自成一体，而三家又都来源于荆浩，表现雄伟峻厚、风骨峭拔的突儿巨壑，用硬性的“钉头皴”、“雨点皴”、“条子皴”描绘出北方石质坚凝的山体，是他们共同的特色。所以，他们共同组成了五代至北宋初山水画中的北方流派，与以柔性线条描绘平缓温润的江南山水的“南方画派”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方山水画派

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方山水画，表现的是江南一带的丘陵坡峦，尤以南京一带的风景为依据。由于南方的丘陵多覆以土层，所以，在表现技法上，又创立了能够体现南方山水特点的“披麻皴”。这种由董源创立的“披麻皴”技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明代"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徵明，"淞江画派"的董其昌和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僧"(弘仁、八大、石溪、石涛)，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整个清代三百年的山水画，也几乎全都笼罩于“披麻皴”的表现形式之下，继承者甚多，董源可谓是江南山水画派的开山祖。

在意境和审美情趣方面，五代山水画较之唐代更能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自然面貌和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深妙的意境。如荆浩、关仝作品中出现的是“云中山顶，四面峻厚”、 “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色”的典型的北方山水；董源、巨然作品中出现的是“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的典型的南方山水，这是唐代所不曾有的。

山水画在长期的发展中，为了更好地表现各种山石的特点，根据各种山石不同的地质结构形成了许多表现程式——即各种皴法。所谓皴，就是山石的脉胳纹理。所谓皴法，就是表现山石脉络纹理的用笔方法。早期的一些山水画山石无皴。如展子虔的《游春图》，只用线条勾轮廊和简单的脉络，然后着色。自唐人开始以钩斫为皴，至五代荆浩、关仝，才真正开始了皴法的尝试。到了宋代，皴法基本完备，元代时皴法又有新的发展。按用笔规则大体可分为线皴（如披麻、卷云、荷叶、解索、牛毛、折带等皴）、面皴（如刮铁、斧劈等皴）和点皴（如雨点、豆瓣、钉头、米点等皴）三大类。

五代时期代表画家有荆浩、关仝、董源和巨然。五代时候，中原地区战争频繁，大批知识分子隐逸山林，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荆浩是北方画风的奠基人,因长期的山林生活而熟悉了大自然。荆浩长期隐居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对北方的山势认真观察体会，他的画体现了北方山的特色。石法圆中带方，皴法以短线为主，皴染兼备，层次分明。他曾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他的所谓笔乃是有勾有皴，他的所谓墨乃是有阴阳向背的效果。他的山水画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成熟。传世名作有《匡庐图》，图中画的是江西庐山，然其生活基础仍是从北方的山水而出，其中石质坚硬，气势雄伟。关仝是荆浩的学生，晚年山水画成就超过了荆浩。传世名作有《关山行旅图》，山石轮廊用笔有粗细断续之分，皴法以线为主，皴擦加以水墨渲染，整幅画的用笔，给人粗壮的感觉。

荆浩、关仝代表的是北方山水画派，五代南方山水的两大家是董源、巨然。

董源开创了江南画派，他的传世名作有《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等。董源的山石画法是短披麻皴，其皴法为短促而带弧形的线条疏密组合，多用以表现江南的土山。后世文人画家以王维为宗，然王维的画早已不见，实际上皆以“水墨类王维”的董源为宗。

巨然是个和尚，他在南唐时随董源学画，皴法、苔点基本相似。他的皴法以大披麻皴见长，是长而交叠的带弧形的线条疏密组合。传世名作有《秋山问道图》等。《秋山问道图》的“道”并不是画家进山迷路问个道路，选择秋天的大山去探索，寻找的是美丽的风景，也是寻找人生的真谛。这是山水画的真实意图。

以董、巨为代表的南方山水画派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山水画艺术为后世的艺术家们继承发展。

宋朝

三爪龙嘴中花

大多是定窑纹饰

定窑盛行于物华北宋中后期，由于华瓷质精良、色泽淡物博雅，纹饰中博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博中宫廷用瓷，使其身中物价大增，产品物风靡一时。据华博《归潜志》记载，“定华博州花瓷瓯．颜中华色天中物下白”。可见，定中华窑器博华在当物中时不仅深华中受人们喜爱，而且中物产量较大。金王朝博物统治中华中国北方地区物华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博物了恢复，有些产品中华的制作水平不博物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博中凤纹饰的物一些器物华博上看，定华物窑产华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中华的瓷器品物中种。

定窑纹博华饰始于北宋中期，成华熟于博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华窑器华中物纹饰在盘、物碗等器物中物中心，这类器华中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华博。定窑器物纹饰的物特点是层次分明，华最外圈或中间中，常用回中华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物博体布局线条清晰，华中繁而不乱华博，具中物有很高的艺术中博水平。定窑印博花题材以花卉纹最华为常见，其次是动物纹博饰。动物纹饰华中主要有牛、鹿、华麒麟和飞龙等。定博中窑飞龙纹中华一般装饰在盘、碟物、碗等卧件上。飞龙纹中物位于器物中心物，祥云围绕，独龙中为多，尚未见博有对称的双龙博中纹饰。飞龙身形矫物健，昂首腾飞于祥博中云之物博间，博物龙尾与后腿缠中华绕，龙嘴露齿物，欲中华吞火中华球，背有鳍，身刻鱼鳞中博纹，龙须飘动，龙肘有中华毛，三爪博中尖利，栩栩如生。华物而定华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博中变形龙纹博物，其装饰水平华与盘、碟上的博中龙纹相去物华甚远中博。禽鸟纹饰中主要博有凤中物凰、孔雀、鹭鸶、鸳鸯中、雁、鸭等，物博做工精美博华的飞博凤比较少见。华中花卉纹以牡丹、莲物花最常见，菊物华花次之。花卉纹布华物局多采用缠枝、折华枝等华物方法，讲华物求对称。定窑瓷器华中最精美的纹饰大都中华集中物在盘、碟上，纹饰华博多者可达四层博。每华物层纹饰富于变中物化，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物中纹或变形莲瓣博华纹，物中心为动物、中花卉博华结合纹饰，充华博满浮雕感，艺博物术气息浓郁。而宋代定中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中，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中博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中物作。

元以前的龙基本是三爪的，有时前两足为三爪，后两足为四爪。实例可参见唐、宋、元的瓷器纹饰。明代流行四爪龙，清代则是五爪龙为多。周朝“五爪天子、四爪诸侯、三爪大夫” 民间“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的说法形成于清代，主要作为皇帝与下臣服装上纹饰的差别，皇帝穿”龙袍”，其它皇族和下臣穿“蟒袍”，但这只是名称上的差别而已，从龙的形式上来讲无论龙和蟒都是四足蛇类，形状无差异。 中国龙并非一开始就有五爪，而是从三爪、四爪到五爪发展过来的。

应龙期：应龙的概念很早，最早见於商周，但作为艺术分期的应龙，可能始於秦，盛於汉，延续到隋唐，足多为三趾。

黄龙期：始於唐宋，辽、金、元奠定了形象基础，盛於明清。宋，辽、金、元多为三趾，明清多为四趾、五趾。自元代起，只有皇家可使用五爪龙造型，民间只能用三爪或四爪龙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