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贡献：

第一批返回的21名学生均被送入电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中国当时的新式企业如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外，其余50名分赴天津水师、机器、电报、鱼雷局等处当差。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在他们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自洋务运动以后，清政府派留学生留学西洋各国成了一个重要的举措。1872年8月，30名中国儿童首次派往美国留学，其后的1873年、1874年、1875年，又各有30名儿童赴美留学。这四批共120名留美学生，被称为“留美幼童”，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那么这些留学生到美国后都经历了什么？回国后又为清王朝做出了什么贡献？

赴美留学的提议与实施

官派留学生的计划是由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大学毕业的自费留学生容闳提出的。1846年，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回国时，带了容闳、黄胜、黄宽3名中国学生一起留美。他们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就读。

1848年黄胜因病提前回国，1849年黄宽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0年容闳考入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议优异成绩毕业，1855年回国，曾为曾国藩办洋务采购过机器，并向丁日昌和曾国藩提出派幼童留美的计划。

1871年，曾国藩和李鸿联名奏请“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并具体建议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4年共120名，分批赴美国留学，15年后归国，正可报效国家。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并令翰林陈兰彬、容闳二人主持留美事宜。开始招生时，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很多父母不愿意让孩子出洋，加上还要立类似生死状的结书，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惧心理。

容闳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广东、上海等地招到了30名10至16岁的幼童，并在上海出洋局补习中文和英文，经考试合格，才正式派遣赴美留学。

1872年7月，容闳先往美国安排学生宿舍和学校。8月11日，陈兰彬率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经日本渡太平洋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然后乘火车到东部涅狄格州。这些幼童被分散安排在美国居民家中住宿，受到各家主人的热情接待。四批留美学生到齐后，清政府在美国哈特福德建成一幢留学事务所，由陈兰彬和容闳任留美学生正副监督。

留学幼童在美国的经历

留美幼童年龄小，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他们努力学习，进步很快，得到了美国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一位美国同学回忆道：“他们待人接物彬彬有礼，长于各项运动，天资又高，不但体育好，各门功课都好。我所见过的各国学生们，要数中国学生最出色了。”

留美幼童陆续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至少有50人考进了美国的大学。其中22人考入耶鲁大学，8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人考入哈佛大学。

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勤奋，生活充实，并逐渐融入到美国社会，他们的思想和习惯也渐渐发生变化，如他们见官员不愿跪下叩头，要求改穿西服，体育活动时穿运动服。有的学生还剪了辫子，进过教堂。

留美学生的种种“悖逆”之举，自然会引起封建官僚的不满。陈兰彬由于是进士出身，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他很快与支持学生的容闳发生分歧。后来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先后继任留学生监督的容增祥、吴子登都与容闳不合。

尤其是吴子登上任后，见到学生不肯下跪，竟大怒加以训斥甚至责打，他向朝廷上奏，指责留美学生不遵守封建礼教，已被洋俗同化，他还攻击容闳纵容学生。此外，国内朝堂上也对容闳和留学生纷纷发难。

1880年，御史李士林听信谣言，上奏诋毁留学学生“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纷纷入教”。于是清政府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查明并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

李鸿章不敢怠慢，即令陈兰彬、吴子登对留美学生设法整顿，并责备容闳失职。而吴子登又借着这个理由继续诬陷容闳与留学生，说他们“外洋风俗，流弊多端”，甚至迫不及待要马上带学生回国，但被李鸿章及时制止。

然而，当时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生产萧条，资本家和舆论为了转移视线，竟归罪于中国华工夺了美国人的饭碗，掀起了一股排华逆流。留美学生也因此受到歧视，一部分留美学生已经中学毕业，清政府希望让他们进入美国陆海军校深造，但美国政府却称“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

在内有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外有美国排华政策的影响下，李鸿章虽不愿让留学生撤出美国，但也顶不住压力，终于在1881年夏，清政府决定将留美学生全部撤回。

1881年8月，留美学生奉命全部回国，他们告别了美国的师友，分三批到旧金山乘船。11月，留美学生回到上海，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仅没有人前来欢迎，上海的官员们怕他们逃跑，竟然用士兵将他们押回衙门。

留学生回国后的经历

这100多名留学生回国后，按照原先的计划，理应根据他们所学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可是，清政府对他们并不重视，有的用非所学，有的屡遭挫折。但是他们学生扎实，精通外语，聪明能干又有报国之心，特别是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都急需外交、军事和建设人才，因此大多数都脱颖而出成为了国家的栋梁。

留美学生中，回国后从事铁路、电报、工矿等建设的人数最多，其中最杰出的被誉为“中国工程师之父”的詹天佑。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刚回国时就被派到福建船政学堂，后又被张之洞调到广东博文馆当英文教习。

1888年，詹天佑参与修建京沈铁路。1904年又主持修建京张铁路，1913年被选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此外，还有十多人曾担任过铁路局局长、总工程师和电报局局长，成为中国近代早期铁路和电报的奠基者。

留美学生回国后也有活跃在政界和外交界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他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后人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回国后出使朝鲜，结识袁世凯，后任天津海关道。

1904年，唐绍仪作为外务部侍郎赴英国谈判，维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功不可没。清末时，他又参加南北议和，民国初年担任第一任总理。此外，留美学生中还有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及驻美公使梁诚等十几个外交官。

在文化教育在，留美学生中则出了好几位大学校长，最著名的如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等。当然，还有不少人跻身军界，但大多数都是担任海军军官。